電影節

電影節
第36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鑼，影迷要由200多套電影，於有限時間選出自己喜歡的，並編好時間表，遷就交通安排，已經頭痕（但同時十分享受）。知名影評人，也是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藝術總監——李焯桃，從萬萬新電影之海中，為影癡收窄範圍，精挑細選，策劃節目，還要兼顧其他考慮與事務，年復年地，為不太着重文化藝術的此城，勞心勞力，累雖累，心還未死。

圖:電影節

李焯桃知道，從前自己看成是big deal的電影，早已是no big deal。
回憶他的文藝青年時期，電影確是大事：「現在選擇太多，又上網、唱K，古靈精怪什麼都有。那時的娛樂極單純，電影是最新的藝術媒介，是大事，它比起劇場、音樂、芭蕾舞、攝影而言，都好新，可能性亦最多，未及發掘，很多excitement。」不要忘記，李焯桃成長之年，正值七十年代，歐洲有很多新電影運動，人才輩出。他踏上影迷之路，自然而然。但想不到的是，興趣竟能變成事業：「大學去美國讀，本來打算做醫生，讀了一年pre-medical study。」那是家人的意思，「後來學校有film study讀，我便一頭栽進去，家人反對無效，因我當時半工讀，自己交學費。」
1977年，李焯桃趁暑假回港探親，電影節舉辦第一屆，他做觀眾。1979年，《電影雙週刊》創刊，他學成歸來，於翌年加入，當編輯。第5屆國際電影節，有朋友找他譯文；第6屆，他幫電影節寫文，訪問導演諸如此類；第7屆，加入做助理編輯；第8屆就做策劃。這份「筍工」，除了當中離開過一年，一打便是這些年。

圖:電影節
今年經已是第36屆電影節了，他由沒DVD或網上下載的日子，來到今時今日，頗懷緬從前讀文字先於戲的時光：「那時要看電影，唯一可能是去戲院，所以很多戲都無得睇，只睇過別人用文字講，文藝青年多數在看戲前，都讀很多關於那電影的文字，我亦一樣。」
奇怪的是，他喜歡電影，看不少，寫不少，更策劃電影節目，卻從沒想過要做導演，這與他修讀film studies而非電影製作有關：「做電影節，我覺得適合自己，那時很多人去拍嘢，如有名的影評人，我覺得我拍電影不會叻過別人，反而少人做這方面，更加需要我留低。」他如此評價自己的事業：「做到自己鍾意嘅嘢，又起到作用，條路行到今日，我沒一點後悔。」
但即使對象是千變萬化的電影，李焯桃都一定有些變改吧，例如看得太多而感到麻木？「我不會用麻木這個字。作為節目策劃，這一行做得耐，揀片時的反應或靈敏度，一定沒初入行時般強烈。年輕時全情投入，注意力集中，沒旁騖，現在常常被side track，比較下，那時睇戲一定sharp很多，但話說回頭，那也是主觀。」
他承認自己初初出道，寫影評時愛恨強烈，下筆重手，疾惡如仇，罵人罵得狗血淋頭，看他架着幼框眼鏡的謙謙君子模樣，頗難想像：「近年人已經mellow得多。年紀大了，不是本質變，立場仍然一樣，好仍然覺得好，也會覺得壞，只是表現方式會有調節。」他以前刻意與電影人保持距離，避免交際，讓自己下筆不用留情，後來的改變，他這樣解釋：「《電影雙週刊》是電影雜誌，睇的人都是影迷，是一個小世界，比我更激的影評人多的是，同一套電影你讚我彈，好正。之後在其他報章寫，面對的讀者不同了，用太激烈的寫法會嚇走很多人，不能再用同一種方法，要用大眾容易明白的方式，放下戰鬥格。」
睇戲選戲，他也不再光從自己喜好出法，因為經驗使他退一步，從多個角度剖析。
「有時自己未必被感動，但可能大眾會覺得好，都會考慮。自己喜歡的狂愛，不喜歡的狂鬧，其實很容易，因只需向自己的直覺負責。」不再只遵從gut feeling，不再刻意抗拒與業界接觸，而是對電影的生產環境、整個氣候或社會，多一種理解，銳利雖然減弱了，但變相多了包容，不像從前挑剔，只要是好片，有獨特之處，電影節都會考慮。
「電影千變萬化，無論是性質或面貌，範圍非常廣，有長片、短片，有菲林有數碼，除了material不同，內容與風格亦變化多端。常有人問我電影節有沒有主題、準則，我話無，主題就是國際，準則就是好片。任何國家都在我們考慮範圍之內，亞洲非亞洲的，天涯海角，性質由劇情長片、紀錄片、動畫或實驗電影都有。」他強調，既然類型與性質不同，不能用一標準衡量。
「就像看喜劇時，你不會批評說沒動作不刺激，那是不對的，一定是睇好唔好笑。所以先要睇這是齣什麼戲，再決定用什麼標準，那套戲有多好多壞，可與同類的、存在過的電影比較，它有什麼出色？能否達到高水準？老實講，電影存在百多年，要有一部十全十美的、超越以前的，其實不實際。觀眾都不會有太高期望，要求部部都是經典或大師級傑作，但一定要有特點、優點。可能是同類題材，即使拍法沒特別，但故事可能發生在伊拉克，能展現文化的，都會考慮引進。」
選片多元化、保持其開放性，是李焯桃堅持的，亦是他視為電影節的最大價值與作用：「要知道香港的環境愈來愈狹窄，其實全世界都係，只是程度的分別。電影市場基本上被荷李活壟斷，十間八間戲院，數數放映的片，其實只得幾套荷李活大片。荷李活以外的戲，沒機會在香港上，電影節就是要挑選商業發行不會考慮的電影。」因此，只要具文化特色，拍法、美學、風格，呈現了荷李活以外的敘事方式，或鏡頭調動不是見慣見熟的，需要觀眾更多思考的，都是李焯桃團隊那杯茶。可惜的是，以上種種特點，造成大眾眼中香港電影節十分小眾的印象，除了少數影癡外，電影節彷彿沒得到重視，即使在國際舞台亦如是。
「對海外，尤其是跑電影節界的業內人士，香港國際電影節甚有口碑，但一般外國人卻不會知道。因沒資源推，政府不重視，沒主動宣傳到海外。舉例說，韓國的釜山電影節或東京電影節，甚至是上海的，官方都大力推廣，因為電影節代表整個城市，是城市的品牌建立，政府又不做，我無得做。所以外面的人，印象不是太深。」
與康城比較，可能太不自量力，我們不妨將眼睛放到鄰近的釜山，「有資源是它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，另一邊廂，亦因為韓人愛國，有向心力，為國家和城市自豪，包括韓國的電影。加上政府又大力推廣，全力投入支持，電影節期間，整個城市都很有電影節氣氛，像以千計的義工會穿著制服，在當地，商舖亦會貼上電影節海報。」
相反，在事事講錢、經濟至上的香港，文化藝術在市民心目中或生活裏，不太重要。即使香港電影節實力不弱，但找贊助、推廣或營造氣氛都難，李焯桃訴苦：「人們一來沒有這意識，商戶會覺得關我咩事？我的櫥窗是值錢的，你又沒錢。而政府又不太當我們是一回事。我都知若能在地鐵賣廣告就好，但根本負擔不來，他們不是做善堂，但其實會很有成效的，每天那麼多人在地鐵進進出出，所以我很無奈。」李焯桃有點不忿：「其他電影節規模比我們細，但都很有氣氛。」他嘲諷自己近來不務正業，有一半時間不是做與節目相關的事，如要幫手找合作伙伴、做些企劃賺錢，「幫補家計」。他嘆一口氣，「政府給的經費，仍與十年前一樣，不再增加，每年的通脹那麼厲害，不加即減。」找贊助是出路，但這當然不容易，在香港，有錢的基金或商戶，寧願贊助興建老人院或起學校。「佢哋覺得﹕電影節？咩嚟㗎？那些戲我睇唔明。」李焯桃無奈地說。說到底，對文化藝術的尊重，我們比別的城市差得遠。
當中很大原因，是大家的注意力、時間和心機都放在賺錢上，李焯桃分析：「西方國家相對有較好的福利，如失業保障、養老金，餘閒比香港人多。整個文化藝術，其實是要有leisure才能培養，當你分秒必爭每秒都講錢，很難做到。」但弔詭的是，香港電影本身，其實亦因這種思維而風光過：「香港電影曾有過的輝煌時期，某程度都與這種緊迫的搵錢精神有關，這種特別的香港電影，是別的地方拍不到的，這是好處。另一方面，一些需要節奏、閒暇、相對較平和，要某種心情才拍得出或欣賞的電影，幾乎在香港絕迹，很難有這種生存空間。」
而電影節以這些並不是很成功的電影為主，自然難爭取大眾認同或資助。
問他灰不灰心，李焯桃也並未至於灰到極點：「是無可奈何，但唯有自己盡力做。」
最近數年，電影節也與業界有緊密合作，嘗試消減兩者的芥蒂：「以往官辦時，政府有意無意與業界保持距離。它當時也不用搵贊助商，大把錢，我主辦我威晒，亦不想有太重商業色彩。明星亦一樣，怕煩，以為業界會互相妒忌，你搵佢唔搵佢，會畀人話，政府最驚畀人話，於是自己搞，長期令業界覺得事不關己，無人理，覺得你好藝術好小圈子，他們則搵錢。」
時機沒掌握好，錯過了推動電影節與城市品牌的機會，電影業現在處於低潮，「很多電影都上大陸，八十年代是電影的黃金時代，要是政府有遠見有意志，大搞的話，當時明星如雲，星光熠熠，個個都在香港，搞紅地毯，不怕沒人去。香港現在黯淡了，很多明星亦不在香港，afford不到請他們回來。那時搞得好，幾時輪到釜山？」可惜世事沒有如果。
在百物騰貴、資源長期不足、不被重視的情况下，幸好還有李焯桃與其團隊，無懼萬難孜孜不倦地籌辦電影節。只望一屆後，還有很多很多屆，電影節會愈搞愈大愈有意思愈多人珍惜。影癡們，你說是不是？
電影節特刊特別以數版廣告鋪排《電影史話》，長達15小時的電影，被分為5輯放映，導演麥克卡辛斯將其2004年的出版變成紀錄片，把電影歷史整個拍下來。最奇是毫不沉悶，連李焯桃都有新嘢學到，而且看到與香港有關的，又不盡認同，他以與導演對話形容觀賞經歷，說時仍興奮不已。
《電影史話（一至五輯）》
導演﹕麥克卡辛斯
國家﹕英國 年份﹕2011
色彩﹕彩色及黑白
片長﹕180分鐘
大路之選
喜歡《那些年》的觀眾，會喜歡這套《81年，我追不到的女孩》。這部法式愛情政治喜劇，與香港現在的政治背景有點似。勁左的青年戀上中產望族女子，唯有扮右追女，好笑又容易入口，適合想參與電影節又不想太辛苦用腦的觀眾。
《81年，我追不到的女孩》
導演﹕弗德烈路夫
國家﹕法國  年份﹕2011
色彩﹕彩色
片長﹕92 分鐘
火鳳凰
今屆電影節的主題設計是火鳳凰，設計師劉德明，將電影創作的過程，由苦思到靈光閃現的一剎，比喻為從地獄重生。烈火熊熊也代表了創作人心中那一團火，為世人發光發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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